呃（我發現我最近常常用這個字作為發言的開篇），有許多零零碎碎的事情，早就想要刷一刷blog，但一直都沒有找到一個整塊的時間，啰嗦是要付出代價的——每一次刷博都需要一個多小時的時間，而且似乎對我的中文寫作沒有任何幫助。之所以提到中文寫作，是因為最近一直深陷于一種對“畢業即失業”這一可能性的巨大恐慌中，更重要的，是發現自己在中央公務員考試中fail的可能性實在太大了——我的數學一塌糊涂，行政能力測驗部分的很多題目都讓我感到ridiculous，而申論，哦，是的，申論，對于我來說就是一個毫無邏輯可言的堆砌文章，同屋女孩每次打開申論的書就是三個人一起哭笑不得的時候——學外語的人大抵都要受些西式邏輯的影響吧，任何一篇范文都能讓我們挑出一大堆完全讓人哭笑不得的邏輯錯誤，這中抵觸心理，大抵只會在考試當中幫倒忙的，我想我對策論的理解依然停留在Kissinger，George Kennan，Zbigniew Brzezinski這干人等身上，而近幾年又做了太久脫離現實的文藝青年了……無論如何，還未考試之前就開始給自己找借口了，不好不好。
說說上周末的學術會議The United States after September 11: Changes and Continuities，做了兩年多碩士生之后第一次參加國際性的學術會議，盡管只是個旁聽者（一位老教授戲稱自己是key-note eater，我大抵也只能算個充數的eater吧，況且一日三餐實際上都不怎么誘人），盡管時至今日曾經那個致力于學術事業的夢想在自己心中幾乎已經徹底faded away了，馬上就要離開學校，去經歷一次真正意義上的學術會議也還蠻有意思的，順便還見識了一下北外在大興的那個迷你外研社建筑風格的“外研社國際會議中心”。一直習慣性晚睡晚起的人，早上7點不到頂著清晨的嚴寒瑟縮在大門口等車可不是什么好玩的事情，以至于我在作為key-note speakers之一的梅爺爺發言的時候非常丟人地睡死過去——而且還讓坐得離我很遠的厚厚發現，真是件讓我覺得非常難堪的事情。兩天的會議我只去了一天，參加了早上的開幕+4個key-note speakers的presentation, 下午Music和Cinema兩組的panel sessions,其間被導師點名向某南大教授提問一個，其余時間基本上都是passive being, 我從來不擅長描述一件事情的過程，想要寫下的只是一些零碎的感想。
首先應該說的是很高興見到了北外美國研究中心的創始人，80多歲高齡的老爺爺從Hawaii趕來，就憑這一點就讓我頗覺不虛此行的；而會議上出現了一些多少讓我感覺有些不舒服的反差，關于語言方面的問題我并不想多做糾纏，很多國內學者在語言方面的欠缺倒沒有什么讓人無法接受的，早晨的大會我看了一下，英語國家的native-speaker居多，唯一一個在大會上發言的可鑒別為非native-speaker的德國學者英語也是非常不錯的，在發言當中流利性的差距可以忽略不計，而我們普遍覺得的中國學者發言聽不明白的問題，從這個角度來解釋也是說得過去的，畢竟語言的駕馭能力是個很關鍵的問題。而問題在別的方面：最吃驚的是穿著——幾乎所有的外國學者都是西服革履（女裝相對自由），而幾乎所有的中國男性學者都是穿著夾克衫或者休閑裝出現在會場的，雖然只是一個外表的東西，但對于精神面貌的影響無疑是巨大的，從前本科時候在國關的全套深藍色正裝校服一直是國關人引以為自豪的傳統之一——想想在多次北京高校的活動中，當別的學校的學生都以慣常的運動裝校服出現，國關學生的正裝出席往往起到驚艷全場的作用——大抵當年的“清華才子，北大瘋子，北外妹子，國關公子”說的并不是國關男生能帥到哪里去，人靠衣裝啊。我并不知道，為何自遠方來旅途勞頓的外國學者可以很認真的穿上西裝打上領帶，而倒是近水樓臺的中國學者倒覺得穿個西服麻煩了，在music那個小組討論會上發言中講體現在后911時代鄉村音樂中的Southern Musculinity的那位教授，單單是那條Agnès b.的條紋領帶，就在開場的時候給了我非常好的印象；第二件讓我不爽的事情發生在招待晚宴上——糟糕的食物（早上和中午的自助餐也是一樣的，而且我相信價格不菲），劣質的紅酒似乎都算不得什么大問題了——兩層樓上下聯通的餐廳，我們在上面一層，而被邀請在晚宴上發言的中美外交官那冗長的關于兩國政策的發言幾乎被餐廳一層席間notorious的“中國式”喧嘩給蓋過去了，我坐在餐廳靠后的位置，兩位外交官的發言幾乎就能聽到幾個破碎的、幾乎沒有任何建設性的詞句，我相信餐廳里大多數人的遭遇都是相同的，大部分的學者除了非常簡短的互相交談之外還是顯出了他們對發言人的尊重，比較靠后的研究生則幾乎是開鍋式肆無忌憚的聊天——我很難過，雖然講話的內容很無聊，雖然其實大家都聽不到，但我依然希望我們能夠保持一個attentive的樣子，哪怕大家都只是坐在那里發呆想自己的事情，因為這是對發言者最起碼的尊重；
最后想說一說關于內容方面的，敷衍了事的presentation和論文并不在少數，甚至早上大會的key-note speaker當中有人直接拿了一個調查數據過來進行解釋，之后也受到了不少學者的挑戰和質疑，問題倒并不一定出在學術水平方面，也許這些教授們實在是太忙了，而在一個國際學術會議上提交一篇論文畢竟也是可以寫入academic CV的東西。在cinema的小組討論當中一位來自日本的教授做了一個比較有意思的美歐電影對比，但在隨后的Q&A當中卻顯示出自己對于相關電影的了解實在非常非常有限，music小組當中一位來自香港的教授討論了后911時代作為政治話語的hip-hop，非常流利的英文，非常好的發音，可惜在立論方面實在欠缺，以致于在Q&A部分被人challenge到完全無話可說……而一位用創傷理論解釋后911美國電影對集體記憶的構建作用的教授對trauma theory的了解非常有限，presentation當中自己的理論框架也沒有建立起來（當然，這并不代表他提交的論文也存在同樣的問題，但至少presentation的問題是比較大的），只是通篇片段式引用了三部電影當中的一些臺詞，總體來說我是比較失望的，也許因為自己碩士論文做的是后911美國電影的緣故，一直希望能夠在關于電影的小組討論中有所收獲，除了愛丁堡大學一位教授的發言提供了一個新的角度之外，總體來說我是比較失望的，倒是那位“Agnès b.教授”（again)最后提出的問題值得注意，關于post-911作品的parametre的問題——如何為“后911作品”設定邊界，證明聯系及影響的真實存在，而不犯post hoc, ergo propter hoc的錯誤——我覺得值得拿到大會上集體討論一下，也算是對post-911 Amercian Studies敲的一個警鐘，主流政治話語的泛濫和濫用，對于學術圈來說是非常非常有害的事情，畢竟我們在使用和討論這些政治話語的時候，往往忽略了這些詞匯是出于怎樣的目的被構建起來的——應該說Noam Chomsky是我并不喜歡的那種學者，政治批評類著作等身的同時是同一個觀點在不同時期不同作品中的循環往復出現——看他2003年的書Hegemony or Survival?，大贊的同時，若不繼續讀下去就很難知道其中85%以上的內容和論據在他上世紀80年代的作品The Culture of Terrorism當中幾乎是以同樣的詞句出現的：20年來唯一的進步也許就是加入了對9-11事件的評論，就像當年初讀"New Rome and New Barbarians"時超級佩服的Joseph Nye Jr.，再讀他的Soft Power及其他著作便索然無味了，新瓶裝舊酒并非學術延續性的最佳體現，說遠了，說到Chomsky，我雖然不喜歡，但他對主流政治話語的成功超越則絕對是brilliant move：2001年9月11號之后的美國社會變遷不可以一味歸諸于911事件的影響，在使用“恐怖分子”和“恐怖主義”這樣的詞匯時，也不能忘記了這定義是誰下的，不知道我這些想法是不是過于懷疑論了一點。
晚宴席間和Andy聊起曾經的學術理想——記得本科時候最大的理想就是一舉拿下Ph.D.然后找一個大學教書，而碩士這兩年多的時間，就是一個disillusioned的過程——我想我大抵還是太過于理想化了吧，教授WCwCC的Prof. J.G.Blair, Gender Studies的Dr. Jerusha McCormack, American History的Mary Montgomery,西方哲學的趙錚，西方政治思想史的許振州教授，基督教與西方文化的楊慧林教授等等，包括我的碩士論文導師在內都依然是我很喜歡很佩服的那種學者，但對于自己，兩年間理想與現實的差距讓自己覺得也許只有把那些自己喜歡的東西放在內心才好，找一份可以讓自己活下去的工作，然后努力做一個精神貴族——繼續學我那堆亂七八糟的歐洲語言，繼續啃我書架上那些完全不著邊際的書，這樣的生活，也許對我來說更加靠譜吧，publish or perish，過于摧殘理想了些，而我，終究希望自己繼續做一個悲觀現實的理想主義者，而夢想的幻滅，本身可能也是一種解脫，一直生活在對自身的質疑之中的兩年，過得過于辛苦了。